葉兆輝 | 張一 | 黃浩傑 | 程綺瑾
近日政府落實「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下稱低津）推出時間表。預計將有20萬戶、70萬人受惠，令整體貧窮率降低兩個百分點。
該計劃的主要對象是在職貧窮而有兒童的家庭，目的是鼓勵自力更生，紓緩跨代貧窮。低津的推出反映出政府改善貧窮狀况的決心，對於有需求的家庭是一個及時的幫助。然而長遠來看，相信低津對於扶貧難以有大的成效。如何釋放潛在勞動力以及改善基層勞工報酬是決定扶貧工作成敗的核心因素。
針對有兒童的在職住戶（即住戶中有14歲或以下的兒童，且除外籍家庭傭工外至少有一名成員為就業人士），筆者分析2011年人口普查的樣本數據發現，在家庭人數相同的情况下，家中成年人口（15至64歲）愈多則貧窮率愈低；在家庭總人數及家中成年人人數都相同的情况下，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士（全職學生除外）數目愈多則貧窮率愈高（詳見附表）。以4 人家庭中有3 個成年人口為例，當沒有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士時貧窮率為5.4%，有一個時為13.6%，有兩個時為47.6%。在有兒童在職住戶中，成年女性不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數明顯高於男性。儘管香港的女性成年人口工作參與率由2003年的48%上升到2013年的51%，仍遠低於本港男性的69%。相比之下，法國女性成年人口的工作參與率超過70%，而且她們的總和生育率（平均每位婦女一生中所生育之子女數）達到2.0，而香港只有1.1。以3人家庭為例，家裏唯一的非從事經濟活動的成年人90%為女性（74,160 人中的66,860 人）。一個合理的推測是這些女性很大一部分是因為選擇照顧幼童而放棄就業。總體來看，2011年，3人至5人的有兒童在職住戶中，總共有超過23 萬成年人口（27,780 男性和208,100 女性）並未從事經濟活動且不是全職學生身分。雖然無法排除部分因客觀限制（比如殘障）而難以就業，這一部分人口中包含大量可被釋放的勞動力。
增婦女勞動參與率要多方面配合低津是否能夠鼓勵這一部分成年人口進入（或重返）勞動市場？實在值得商榷。
設想這樣一個3 人家庭，家庭每月收入14,960 元，來自丈夫每月工作176 小時（每天8小時×22天×時薪85元），而妻子是家庭主婦照顧幼童。根據低津的條件，他們可以領取半額基本津貼300 元加上半額兒童津貼400 元共700 元。如果丈夫每月多工作16小時，滿足高額津貼的每月工作192 小時要求，則可再多領取200元，家庭的每月入息總額達到15,860元。
如果妻子參與工作，因為其工時不會累加在丈夫的工時上，並無法滿足高額津貼的每月工時要求；相反，參與工作可能導致家庭收入超過每月16,900元的半額津貼家庭每月入息上限，從而無法領取700 元的津貼。且當下本港大多工種缺乏家庭友善的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安排。許多全職工作經常加班，而兼職工作仍然非常欠缺。與此同時，基層勞工報酬常年未有改善。
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由2001 年的12,380元降至2011年的12,000元（以2011年價格計算）。這位婦女可選擇的工作如果工資較低（尤其兼職工作可能工資甚微），不工作的機會成本（以工資衡量）則並不高；相反，如果因為低效產出的工作而導致照顧幼童的時間和精力大打折扣，從而影響了幼童的教育和身心發展，可謂得不償失。從這一角度來看，低津並不存在鼓勵該婦女從事經濟活動的激勵機制。
其他地區的經驗也印證了單一的家庭輔助政策對於提升婦女勞動參與率的效果是有限的。南韓朴槿惠政府已經投入了數十億美元，為所有5 歲以下兒童（原本為兩歲以下）的家長提供託兒服務，期待提升婦女勞動參與率。儘管使用託兒服務的南韓家長從2004 年的18%增加到2014 年的66%，婦女勞動參與率卻幾乎沒有改善，維持在61%。南韓的經驗提醒我們，婦女勞動參與率的提升需要多方面社會政策的配合，比方改變工作安排、營造家庭友善的工作文化、提升基層勞工報酬。
反思市場自我調節能力
香港人口正在急速老化，勞動人口預計將於2018年達到頂峰的371萬之後開始減少。這對於扶貧工作是極大的挑戰。香港貧窮問題日益突顯有其背後深層次的人口與經濟轉型原因，扶貧工作需要整體統籌。以開源節流來比方一個家庭脫貧、防貧再合適不過。當收入無法顯著增加，而支出卻不能削減時，試問如何遠離貧困？不幸的是，這正是許多家庭面臨的困境。研究顯示許多低收入家庭每月入不敷支，大多是未能住進公屋的低收入租戶。大比例的收入用來支付高昂的租金，卻只為滿足最基本的住房需求，即使再辛勤工作，收入改變仍然甚微。
政府是時候質疑經濟發展的滴漏效應，反思市場的自我調節能力。建議可以從持續提升最低工資和落實標準工時立法入手，提高低收入勞動人口的生活質素，展現政府提升勞動參與、改善勞工報酬的決心，進而影響市場預期，促進一個更加公平和健康的商業文化。
香港的最低工資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另一方面，標準工時立法仍然擱置不前。香港是全球工時最長地區之一，根據政府統計處2014年報告，本港僱員的每周工時中位數為44小時。四分之一的僱員工時在51小時以上，大大超過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每周工時40 小時。根據勞工處2012 年報告，48.2%的協議工時以外的超時工作未有獲得任何形式的補償。這反映了勞工市場的不理想，然而更大的代價是對組建家庭、生育決策、勞動參與意願所產生的負面影響。香港應當成為一個不僅充滿商機，同時社會責任得以充分彰顯的都市。
一個社會的經濟進步和商業繁榮如果只能讓少數人獲利，即使再發達和富裕，也不能稱之為一個成功和文明的發達社會。
不僅扶貧而是防貧
筆者希望透過更多數據去分析香港貧窮的狀况。扶貧工作應着眼整體和長遠，不僅僅是扶貧而是防貧。如果基層的工資仍然維持在較低水平，鼓勵自力更生恐怕只能停留在口號而難以有實質性的進展。在凝聚社會各方力量、增進共識、改善薪資結構、提升基層勞工報酬方面，政府應該更有擔當，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扶貧的成效不單止是貧窮人口的減少，更是實實在在地看到市民的生活有實質的改善。
作者葉兆輝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張一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後研究員，黃浩傑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研究助理，程綺瑾是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教授。
（本系列研究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獎券基金及行政長官社區計劃的支持）
文章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明報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