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輝 | 程綺瑾 | 張一
在政府的扶貧高峰會召開後兩天，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普林斯頓大學的迪頓教授（Angus Deaton），特別表彰他對消費、貧窮、福利的研究。兩者的時間是巧合，但也反映對縮減貧富差距的關注不僅是本港，也是全球公共政策研究的重點。
財閥壟斷難保障市民權益
諾貝爾經濟學獎曾一度偏愛褒揚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但在近年數次頒給對自由主義持批判態度的經濟學家，令大眾感受到全球經濟學界的範式調整。迪頓本身即認為政府須對貧困問題負責，要有作為，保障民主法制的良好運作，保護創意能夠得以轉化為生產力，並得到合理的收益回報，才能夠有效地應對貧困問題。此觀點對香港亦有啟發意義。本港一向以自由港身分自豪，也確實曾從此種制度中獲得收益。在周邊地區包括內地尚處於較封鎖的七八十年代，自由貿易的優勢令香港迅速起飛，成為國際都會。但現在周邊地區逐漸開放，內地也開始嘗試自貿區，單純的自由市場是否仍是香港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本港在法制完善、司法獨立公正方面仍處於相對優勢，如果能進一步加強，或仍可以令香港保持魅力。此外，曾令香港獲得活力的自由市場在積年累月之後，逐漸發展為財閥壟斷。從地產、超市、食肆，到街道清潔都主要由幾家大公司掌控，現下的香港是否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市場？在這樣的環境下，普通市民除了給大老闆打工之外很難自謀出路，與老闆的議價能力很低，權益自然難以得到保障。近年來社會上不斷有人倡議設立反壟斷法，確實值得決策者們考慮。
另外，迪頓的另一重要觀點是衡量貧窮問題不僅應看收入，更要看消費支出。扶貧高峰會發布最新的《2014 年香港貧窮情况報告》顯示2014年的貧窮率較往年有所下降，但總貧窮差距卻加深。這顯示處於相對貧窮線之下的人數減少了，但這些人以及靠近貧窮線的人士的生活卻更加艱難了。本中心利用政府統計處1999/2000 年及2009/2010 年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數據進行了初步分析。如附圖橫軸顯示，我們將全港住戶（不包括綜援住戶）平均分成10層。若我們將住房、食物及衣服的消費作為人們的剛性需求的話，會發現較低3 層的住戶需將半數甚至70%的收入花費在這些方面，而且這個比例在最近10年間呈上升趨勢。對於處於最底層的住戶來講，甚至存在總體入不敷出的情况。
如果這些家庭再存在教育、醫療等開支，其景况必然是雪上加霜。需要指出的是，住戶開支統計調查在測量住房開支時只詢問房租，而沒有詢問房貸的數額。本文的分析不得不將私樓業主的住房開支設為零，其實際開銷壓力很可能更大。
反思發展與分配的關係
這些數據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民間對目前的貧窮線的批評聲音。單純以收入來界定貧窮線、顯示貧窮情况的變化，很可能低估了基層民眾的實際生活壓力。附圖表示，處於最低收入30%的家庭，他們用於住房、食物及衣服開支佔收入的比例每年不斷增加，最高收入30%的家庭則不斷減少，財政資源的運用對低收入家庭來說，實是入不敷支。逐漸引起社會關注的在職貧窮問題，為什麼還有14萬個非綜援在職住户（共有46萬人）處於貧窮線之下，值得我們反思發展與分配之間的關係，是否在不斷發展過程中忽略了一些弱勢的社群？在經濟總體繁榮、失業率極低的情况下，基層員工的收入表面上有所增加，但能否抵消日常開支的壓力？而日常衣食住行的供應很大程度上由財團壟斷，普通打工仔左手從財團手中掙得的工資右手又交還給財團，自身還能剩下什麼？雖然政府通過津貼、援助的形式派發一些現金福利，但也不過是從「水浸」的庫房中漏出一些，而更需要的是能從制度和根本上保障基層在職人士的勞動尊嚴及生活所需，尤其是外判工作的制度對低收入勞動參與者層壓式的剝削。無可否認，經濟發展、增加就業機會對解決社會貧窮有重要的作用。政府在這幾年在社會福利的急劇增長，佔了整個政府經常開支約20%，需要整體經濟發展才可以支持。但一個多元的經濟發展，一個合理和合情保障基層在職人士的薪津水平更為重要。
盼政府豐富對貧窮的測量
另外，目前本港以開支為指標的貧富調查仍欠缺，以本文使用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為例，其原本設計目的是為政府估測消費物價指數，而未能全面涵蓋各種開支，不能有效地解答有關民眾開支壓力的問題。建議政府在未來的統計調查時考慮此方面研究及政策制訂的需求，修訂問卷內容。
政府設立相對貧窮線，從無到有，開始正視貧富差距問題，是一大進步。但單一的貧窮線也顯示出不足之處。期盼政府可以考慮吸納不同觀點，豐富對貧窮問題的測量和考察，更靈敏地感測到民間的實際壓力，並作出對應的政策調整。
作者葉兆輝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程綺瑾是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教授，張一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研究員
（是次香港貧窮研究與政策分析研究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獎券基金及行政長官社區計劃的支持）
文章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五號在明報刊登，請點擊這裡以瀏覽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