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筱蘭 | 葉兆輝
在過去300多年裏，世界人口增加超過10倍，由1700年不足7億人至今天已達70億人。世界人口急劇增加，緣於十八世紀後期人口死亡率逐漸下降與生育率上升。
馬爾薩斯（Malthus）的第一版《人口原理》（1798）正正是這個時期推出，人口問題亦是當時社會討論的焦點之一。根據他的人口理論，控制人口增長有兩種基本抑制：預防性抑制與現實性抑制。前者在現代西方國家透過限制婚姻以控制生育和人口增長；後者則在非現代西方國家因人口無節制地增長以致貧窮和死亡率上升。要利用預防性抑制來控制人口增長，教育、家庭計劃和避孕技術絕對扮演了重要角色。
現代社會的大部分家庭均有意識地計算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效益，評估客觀因素如社會環境、居住地是否有足夠影響力的友善家庭政策，從而決定是否（或推遲）結婚和生育，這些因素同樣直接影響香港的人口發展。
養兒防老變養兒消費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數字，男女兩性平均壽命由2014年出生的81.2歲和86.9歲，分別延長至2064年出生的87歲和92.5歲，遠比發達國家如日本、美國、澳洲和歐洲國家的為高。
高齡人口比例（如80歲以上人士）已佔全港總人口的4.6%；更甚的是，百歲長者人數亦由1981年只有289人增至現時3300人，預計數目繼續增加。預期壽命和高齡人口上升和持續低生育率的趨勢與文化構建和社會經濟發展形態有本質上的關連，這點在制訂社會福利和公共衞生政策時絕對不能忽視。
這正正是為什麼政府和不少市民對扶貧委員會近期發表退休保障公眾諮詢文件的「不論貧富方案」存在很大的保留，人口急劇高齡化的確會產生具大的財政壓力。
香港人口體系的特徵中，以生育為例的行為變化最為顯著，由五十至六十年代總和生育率幾乎是5，到八十年初已急劇下降至低於更替水平，即每對夫婦只有2.1個孩子，其下降速度（speed）和幅度（magnitude）比西方的更快和更大。今天，香港的總和生育率於2014年仍處於1.234的極低水平，港人仍然是偏向「雙不」現象（不結婚、不生育）。
已婚女性的比例於1981至2014年明顯下跌，1981年的25至29歲女性人口中，已婚女性佔69%，到2011年已跌至27%；未婚女性的比例在所有年齡組別均明顯增加，40至44歲年齡組別的女性人口中，未婚女性所佔的百分比由1981年的3%上升至2011年的17%。
在過去的33年，按每1000名人口計算的粗離婚率急速上升，2014年是2.76，相對1981年的只有0.4。在這「雙低」（低已婚女性比例、低生育率）和「雙高」（高未婚女性比例、高離婚率）的情況下，絕對影響香港的人口和社會經濟發展。
香港人口轉變與個人主義盛行和家庭觀念薄弱有莫大關係。過往父母不願意限制生育，除了受當時社會風氣和教育水平影響之外，某程度上生育是由於收入是從孩子一方流向父母一方，如上所述，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生育5至6個孩子非常普遍，快將成年或已成年的孩子要到社會謀生，希望賺取金錢從而減輕家庭負擔，增加儲蓄。
相反，當財富流向出現變化，收入由父母一方流向孩子一方，生兒育女的行為便成為一種龐大消費和長遠責任時，限制生育便開始出現。所謂「養兒防老」的概念早已受到撼動，即父母不再期望子女對自己能夠提供更多照顧和保障。
在人口變化方面，香港家計會扮演的協助預防抑制的角色非常明顯，七十年代的「兩個夠晒數」運動街知巷聞；到千禧年代，開始提倡「大家庭、小家庭，家計做好最精明」，呼籲夫婦及早做好家庭計劃，可是這時期的生育率已跌破新低點。
雖然港府可以借鑑外國的津貼生育（如挪威的「首胎母親薪金七成獎賞計劃」、「父親4周陪產假」），但推行鼓勵生育政策之前，有必要先做研究，深入分析港人「雙不」背後的原因和困難，以及他們預期與真實生育數目偏差的原因，探討離婚率上升的原因，提出有實證的方法幫助市民成家立室，建立和強化高效能的家庭組織。
雖然家計運動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目的，但利用「個人決策」的意識形態帶動預防性抑制，仍是影響生育率和人口增長的決定性因素。過往，香港每年的人口增長率大多維持1至2百分點（除了1979年因大量內地人來港引致人口增長率急升至6個百分點、1994至1996年港人回流引致高增長），最近統計處對2064年的人口推算，可以預見持續低生育率所帶來的問題除了人口老化之外，到2044年人口將會出現負增長。
人口轉變契機
這個負增長帶來的影響仍然存在很多未知之數， 無論促進還是阻礙經濟發展，人口過程均起着決定性的作用。歷史告訴我們，從人口增長所促進的生產、商業化和城市化，到持續的高人口增長而最終導致的人均產量下降，以及隨後的低社會流動和貧窮化或人口過剩，到日後人口增長放緩和負增長所引致的勞動力缺乏，阻礙經濟增長，以及人均生產率下降等等，在在說明人口變化過程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興盛有着生死相連的關係。
香港的轉變契機，是超過半世紀已有因家庭團聚由內地來港的單程證人士。香港殖民地政府早於1950年便實施配額制度，過往每天的配額曾經顯著變動，由1973年前150人減少至1974至1993年75人，到1995年又回升至105人。根據《基本法》所說，單程證配額是「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徵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確定」。
自1995年7月1日起，配額為每天150人。雖然每天配額曾在不同時間有所變化，直至現時150名的配額已維持20年，但過往5年一直沒有充分利用，每天流入維持大約85人。最近中港矛盾加深，突顯人口行為與文化教育差異所衍生的社會共融問題，至於如何「轉危為機」，港府有必要盡快以務實和開放的態度，處理如何優化單程證的制度，以及促進家庭團聚與社會共融的議題。
人們對生活水平上升和低生育的普遍認識與對社會貧者愈貧和人口老化的普遍印象，可以共存不悖，人口與社會文化經濟的關係和人口行為的心理和機制必須透過有系統的分析解構，才可推出適切有效的人口政策，造福人民，掌握人口老化所帶來的人口紅利。這個理論於17年前首次由哈佛大學教授大衞．布魯姆（David E. Bloom）與傑佛瑞．威廉森（Jeffrey G. Williamson）提出。香港的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人口紅利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着相當的重要角色。
「銀髮市場」是人口紅利的產物，它衍生的市場非常廣泛，例如美容、保健、養生產業、醫療護理、旅遊、持續進修、娛樂、保險、財富管理、遺產安排、善終服務，以至外籍家庭傭工照顧長者的需求必定大增。
然而，政府最新的推算結果顯示，外籍家庭傭工的數目將由2014年的328300人上升至2064年的629300人，外傭對本地兒童的發展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議題。為着整體社會福利和經濟發展，本地必須投放更多資源，建立一所有規模的人口發展研究中心，利用大數據，有系統和科學地掌握人口變化的過程和後果，才能制訂有效持續的政策，共創多贏和分紅的局面。
張筱蘭為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名譽助理教授；葉兆輝為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文章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五日在信報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