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輝 | 羅亦華 | 黃浩傑 | 肖雲鈺
這篇文章旨在探討政府政策（下稱「政策」）介入前後，貧窮人口和貧窮率改變的解讀方式。香港的貧窮研究以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50%界定為貧窮線，貧窮率即是在貧窮線之下的人口所佔整體人口的百分比。
根據政府2013年貧窮情況報告的分析，貧窮率與人口年齡和住戶人數有較大的關係。在人口年齡方面，老年貧窮率遠比整體貧窮率高一倍：當「政策」介入後，65歲以上的老人貧窮率在2009年和2013年均在33%左右，而整體貧窮率則只有15%左右。
在住戶人數方面，就不同住戶人數的貧窮率分析解讀，單身或小住戶人數家庭的貧窮率，均比大住戶人數家庭的貧窮率高：當「政策」介入後，2009年和2013年1人住戶的貧窮率分別為19.9%和17.4%；2人住戶的貧窮率在2009 和2013年分別為24.3%和22.0%；3人住戶的貧窮率在2009年和2013年的數字分別為16.0%和14.0%；三者比4人或以上住戶人數的貧窮率高。
真正脫貧理應更多
此外，撇除外籍家庭傭工人數，香港的總人口由2009年的653萬增長至2013年的670萬。在理解貧窮人數和貧窮率的轉變時，除了解各個人口組別內貧窮情況的變化外，究竟在人口老化、家庭住戶人數逐漸減少、整體人口增長這些不利紓緩貧窮的人口結構因素影響下，貧窮的真實面貌是如何？香港的扶貧工作應該如何才可以迎難而上？
2009年的貧窮率在「政策」介入之前是20.64%，之後是15.97%。所謂「介入」，是指在原住戶收入之上，扣除稅項和回撥所有恒常現金福利（例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及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等）。當中4.67個百分點的減少是「政策」介入後的效果。
2013年，貧窮情況相比起2009年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貧窮率在「政策」介入前由20.64%跌至19.93%，「政策」介入後由15.97%跌至14.49%。以「政策」介入後的貧窮率為例，2013年的比2009年的下降1.48個百分點，如果以統計數學的分解分析（decomposition analysis，作用是量化每個個別因素對整體貧窮率轉變的影響）作深入研究，就會發現假設2009-2013年間人口結構（即年齡結構和家庭住戶結構）維持不變，只有各個人口組別的貧窮率改變的話，貧窮率在這4年間「實際上」下降2.02個百分點。
由於人口結構的趨勢不是短期政策能夠改變的，所以其變化亦可視為不可抗力的。如果把這個對人口結構的理解與「實際上」所下跌的貧窮率一起解讀的話，不難得出一個結論：真正脫貧的人理應更多，一部分的人口只是受到人口結構的趨勢而無可避免地跌入貧窮區。
從分解分析得出的數字可見，若2009-2013年間只有人口年齡結構改變，家庭住戶結構及各個人口組別的貧窮率維持不變的話，「實際上」所下降的整體貧窮率，便會因人口老化現象而抵消0.32個百分點。
人口老化影響數據
同樣道理，假設4年間的人口年齡結構及各個人口組別的貧窮率不變，單人或小住戶人數家庭的增加，則會抵消「實際上」所下降的整體貧窮率0.23個百分點。如果把以上各個因素對整體貧窮率的貢獻以簡單數學算式說明，即：
1.48%（整體貧窮率轉變）= 2.02%（各人口組別貧窮率變化）－ 0.31%（人口老化）－ 0.23%（小住戶人數家庭的增加）
如果以貧窮人數作比較，也有同樣的結果和解讀。「政策」介入後，貧窮人數從2009年的1043500人減少至2013年的971700人，即減少71800人。不過，如果同樣以分解分析來看，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單是人口老化，已令貧窮人數增加21237人、單身或小住戶人數家庭的增加令貧窮人數增加14941人、總體人口人數從6533200到6704000的增加，也令貧窮人數增加26067。
如果只有各個人口組別的貧窮率改變，2009年到2013年的貧窮人數應該減少134045人，但是因為以上3個人口結構因素的趨勢，已抵消本來應有的效果，僅僅減少71800人。這樣的分析，對「政策」介入前的貧窮率和貧窮人口變化也同樣適用。
因此，人口老化，以及由於近期離婚人數的增加而導致的單身人數增加、住戶人數減少，都令貧窮情況惡化。在政府報告的數字上，只能看到整體貧窮率或貧窮人口的減少；當我們用分解分析去分拆各部分原因，便能知道各個方面的原因對整個貧窮情況的影響。
根據政府統計處分析，估測之後的人口老化、住戶人數不斷減少，以及整體人數增加都會更加嚴重，這樣會令扶貧遇到更大困難。所以，當整個社會評估貧窮率和貧窮人口的增減時，希望能更清楚、更細微的分析，即政府通過恒常現金介入後的扶貧效果，實際影響有部分由以上3個不利因素抵消。
總的來說，其實我們一直討論的都是相對貧窮，也就是一個收入數字的分布， 無論怎樣都會有或多或少的人落入貧窮線以下。因此，在評估扶貧效果時，不能着眼於數字的改變，而要更深入探討內在的因素，從而制訂更聚焦的扶貧干預措施。
我們不希望單單依靠恒常現金資助作為扶貧，而是更加希望社會的不同群體能更活躍地加入經濟活動，在工作方面，工人能得到合理的薪酬，令他們毋須跌落在職貧窮之列。當貧窮老人增加的時候，也應該收集更多資料和數據，重新檢視有多少是資產富有、收入貧窮的老人。
提供友善工作環境
在這樣一個老齡化不斷惡化的社會中，也須注意怎樣釋放60歲以上老人的勞動力，要給他們一個工作的選擇。社會也應該多注意配合這一班老人，例如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健康保險，或者更靈活的工作安排，一方面讓他們的繼續就業而不會影響年輕人上位，另一方面他們的人力資源能更好的給予運用和發揮。
對在職貧窮的人而言，幫助他們掙到更高薪酬的同時，希望能建立更好的家庭友善環境的工作機制，令更多婦女投入工作，幫助她們增加收入、財政獨立、改善生活的同時，不會影響她們的家庭生活，如更好的兼職安排或更靈活的工作時間。更重要的是，長遠的公共房屋策略如何滿足低收入單身人士或小家庭的需要。
對年輕人來說，應該不只給他們一份工作（job），而是一份事業（career），更是一種生活（life）。筆者最近一次到紐約訪問時，得知一位畢業生喜歡在那兒工作，因為她不僅獲得一份事業，更是一種能實現自己興趣和志向的生活方式。
總的來說，在可見的將來，人口老化、家庭住戶人數減少等情況，將會日趨嚴重。現時政府的扶貧工作雖初見成效，但單靠恒常現金資助，無助面對長遠的挑戰。要迎難而上，扶貧策略須有針對性，並團結各方力量，減少對立面，齊心營造社區為本利他的環境，為我們的年輕一代創造有質素和文明的生活。
葉兆輝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羅亦華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助理教授；黃浩傑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研究助理；肖雲鈺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研究生。
文章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四號在信報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