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晨虹 | 葉兆輝 | 羅亦華
近年來，港人對貧富差距的不滿日益加深，以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註】為例，1971年香港的堅尼系數為0.430，之後穩步攀升，2011年達到0.537。在過去40多年，香港的堅尼系數一直處於超過警戒線的高水平。然而，為何年輕一代對貧富差距的抱怨比父輩強烈？有人說，那是由於代際流動減慢。
對父輩們而言，無論出身如何，只要努力奮鬥都能獲得更好的生活，他們對收入不均的容忍度大，因為有「香港夢」的支撐；但對年輕一代而言，他們的成就似乎愈來愈受到家庭出身的影響，失去實現「香港夢」的可能。究竟香港的代際流動如何？是富人還是窮人的代際固化更嚴重？教育在代際流動中起着多大作用？本文將會探討這些問題。
香港代際流動性較低
經濟學家以「代際彈性」（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量度社會的代際流動性，「代際彈性」愈高， 父輩的收入水平對子女的收入水平影響愈大，代際流動也愈低。
我們以2011年人口普查的數據計算25至35歲年輕人的「代際彈性」，結果發現「代際彈性」為0.287。依據過往研究，得出的數值可能比真實的為低，那是由於研究只能關聯到與父母同住的子女，無法關聯到不與父母同住的子女。有研究指出，只包含與父母同住子女的樣本可能比真實系數低30%。
其次，因與父母同住的機率會隨年齡的增加而減少，所以樣本中子女的年齡較年輕。用年輕子女的樣本估算，也可能低估真實系數。因此，香港真實的「代際彈性」約為0.4左右。
北歐國家的「代際彈性」保持在0.15至0.3之間；美國和英國的接近0.5；德國、西班牙、法國和意大利的，則處於高流動性的北歐國家與低流動性的美國和英國之間。如果認為香港真實的「代際彈性」約在0.4，那麼與西方國家相比，香港的流動性水平應處於中下游。
我們不僅關心整個社會的代際流動水平，還關心代際流動在不同收入群體之間是否存在差異。
「代際彈性」是否因父親收入的不同而不同？採用多項式回歸方法，發現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比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擁有更高的「代際彈性」。
其次，「代際彈性」是否因孩子收入的不同而不同？採用分位數回歸方法，發現高收入的孩子比低收入的孩子擁有更高的「代際彈性」。收入前10%的孩子的「代際彈性」是0.150，而收入後10%的孩子的「代際彈性」是0.238。低收入的孩子，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可能性較低，而高收入的孩子，來自高收入家庭的可能性較高。
所以香港代際固化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為窮人的孩子攀爬社會階梯的機會較少，而是因為富人的孩子始終佔據最高階梯的可能性很大。
教育是代際傳遞重要機制
在計算「代際彈性」的回歸中加入「孩子的教育程度」這一變量後，發現孩子的教育程度解釋了約一半（53%）的代際傳遞。父親收入對孩子收入的影響，很大一部分是通過孩子所獲得的教育實現的。
教育在代際傳遞中的作用，似乎在亞洲國家比在西方國家更為重要。在英國、美國、瑞典和意大利，教育解釋力不到三分之一的代際傳遞，而在新加坡和香港，教育的解釋力都超過一半。教育在代際傳遞中的作用，對不同收入群體的孩子也不同。大致上，收入愈高的群體，教育在代際傳遞的解釋力愈小。對低收入孩子來說，他們與父親收入的相關性有75%可以由教育解釋。控制了教育變量後，「代際彈性」變得非常小（0.037）。對高收入的孩子來說，他們與父親收入的相關性只有48%由教育解釋。控制了教育的變量後，「代際彈性」仍較大（0.123）。
我們的研究發現，年輕一代對貧富分化和社會流動低的抱怨並非空穴來風。香港的代際流動與其他國家相比，處於較低水平。高收入群體的固化比低收入群體的固化更嚴重，雖然生於貧困家庭的孩子仍有很大機會脫離貧困，但他們通常也只能止步於貧困線之上，難以往更高的社會階梯攀爬。因為高收入的群體絕大多數來自富裕家庭。對低收入群體來說，教育幾乎完全解釋了代際之間的收入傳遞。但教育在高收入群體間代際傳遞的作用比較低。
這說明，一些教育以外的因素（包括高收入父母的人際關係和網絡）影響着高收入群體之間的代際傳遞。政府不應只致力於減緩貧困，還應該提供機會平等的環境，讓無論窮爸爸還是富爸爸的孩子，都有同等的機會，向更高的社會階梯攀爬。教育是香港代際傳遞中的重要機制，更重要的是，創造更多有質素和高薪的職位，那麼「香港夢」就可以在社會中重新出現。
筆者建議
一、向低收入家庭的年輕人提供接受專上學院或技能培訓的資助，令他們不會因經濟考慮而放棄自我改善的機會，因為教育仍是改善收入流動的主要原因。
二、擴闊香港的經濟和就業機會，創造高質素和高收入的職位，讓不同興趣和能力的年輕人都能擁有自由發展的空間，實踐理想。
三、改善居住問題，減輕年輕人對住屋的經濟負擔，製造更多的生活空間，增加生活機會（Life Chance），從而提高向上流動性。
註：堅尼系數的實際數值分布在0-1之間，數值愈小，意味收入分配愈公平。國際上把0.4作為收入分配的警戒線，高於這條警戒線，意味貧富分化容易引起社會階層的對立。
（此項研究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獎券基金及行政長官社區計劃的支持，以及政府統計處提供相關數據）
彭晨虹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生；葉兆輝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羅亦華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文章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在信報刊登